福山政治观点的转变说明了什么

- 编辑:admin -

福山政治观点的转变说明了什么

  ●大量的转型国家因为自由民主理论本身的结构性硬伤而导致无效治理,即把选举式民主当做国家建设的全部关系。

  ●“否决型政体”的主要玩家是利益集团。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就是两次选举之间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政策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主导。

  ●哪怕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修正自己,而且如果解决不了应该解决的问题而失去竞争力,就意味着“政治衰败”。

  1989年柏林墙倒塌。此时,名不见经传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适时地推出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给西方人捧上一杯兴奋剂——“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彻底胜利了,自由民主没有对手了。而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把“历史终结论” 彻底做实了。但事实并非如所言。福山最近又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推出了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鼓吹美国政治制度终极论的“历史终结”到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福山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换。

  当初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放出来,其哈佛时期的老师亨廷顿就告诉美国人,福山错了,冷战结束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结束了,但是自由民主并非一统天下,历史远没有终结,还存在“文明的冲突”——21世纪初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将发生重大冲突。姜还是老的辣。“文明的冲突”发表仅仅10年后,就发生了2001年的“9·11事件”——从此开始了改变国际格局的、改变着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还看不到胜利尽头的“反恐战争”。“IS国”接过拉登的恐怖主义大旗,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也就是说,早在10年前,“文明的冲突”就已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学生被老师终结了。其实,“文明的冲突”还只是“历史终结论”的外部的“敌人”,即伊斯兰文明与作为自由民主主体的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历史终结论”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自由民主本身,是自由民主最终终结了“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是“历史终结论”的内部敌人。

  何出此言?如前,自由民主的唯一标准就是“党争民主”,结果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由民主国家一下子从40几个增加到120个以上。结果如何呢?成功者寥寥无几,有的国家要么陷于内战和分裂,比如阿尔及利亚、前苏联、南斯拉夫和目前的乌克兰、叙利亚;有的国家则陷于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比如泰国、埃及等;有的国家则是长期“无效的民主”即无效的国家治理,如印度、菲律宾、墨西哥、中亚诸国,等等。俄罗斯最有代表性。在苏联解体后的10年时间里,党争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几乎导致俄罗斯国内失序,黑社会当道,恐怖主义盛行,科学家批量流失,GDP下降40%——比1929年大危机时美国的经济损失还惨重。不得已,再也无力治国的“病夫”叶利钦做对了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把权力交给普京。普京的“可控式民主”让俄罗斯起死回生、并重振雄风。在过去20年里,俄罗斯实验了、实行了两种不同的制度——作为党争民主的自由民主和普京式可控的民主,前者置俄罗斯于绝境,后者使俄罗斯恢复基本的国家尊严。

  看到很多国家的“民主的回潮”,有竞争性选举而无西方人期许的政治自由,美国人又开始抛出一系列说法,所谓“无自由的民主”、“选举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等等,似乎要把转型国家与自己主张的自由民主撇清楚。其实,这已经说明把党争民主当做唯一标尺的自由民主在理论上破产了。

  但是,执拗的福山似乎不愿意承认自由民主破产的严酷现实,或者说他看不出自由民主理论本身的内在冲突性的内在逻辑,在其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样论调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依然断言民主在很多国家的困境不是因为民主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民主执行中的问题。福山还在继续犯着“历史终结论”同样的错误。